廣州保鏢公司已成羊城老板安全防范首選機構
記者日前了解到，在廣州這個“先富起來”的城市，活躍著一批“私人保鏢”。他們大多以司機、秘書的身份出現(xiàn)在“老板”左右，時刻準備著與可能出現(xiàn)的危險進行一番決斗。
廣州保鏢公司，廣州私人保鏢公司，廣州保鏢，廣州司機保鏢，廣州請保鏢，廣州找保鏢，廣州保鏢服務公司，作為中國沿海經(jīng)濟高度發(fā)達的城市，廣州不但經(jīng)濟發(fā)達，安保行業(yè)也是走在了中國的前列，據(jù)統(tǒng)計，光廣州保鏢公司就不下十家。
據(jù)了解，在廣州聘請保鏢者多是文藝界名人、企業(yè)家和各行各業(yè)的成功人士，其中尤以外資、獨資和三資企業(yè)的老板居多。由于廣州酒店業(yè)和房地產(chǎn)業(yè)的發(fā)達，私人保鏢在這兩個行業(yè)當中也占了很大比例。根據(jù)工作業(yè)務的不同與老板檔次的差別，聘請保鏢的人數(shù)大多
在1－8人之間。廣州一位資深娛樂記者預測，文娛名人和企業(yè)家在相當長時間內將是雇請保鏢的主要群體。他講到，有一次影星趙薇到廣州出席一個晚會，身邊就跟了8個身材魁梧的保鏢。而劉曉慶每次來廣州出差，其保鏢也不少于2人。
記者在與一些企業(yè)老板交談中得知，多數(shù)老板聘請保鏢除了對自身安全的考慮外，不少時候也是一種擺威風或講排場的需要。有一群代拎包的彪形大漢前呼后擁，在很多老板看來是一種身份的象征。有的老板請保鏢甚至是為了應酬，如在交際場上不愿多飲酒，有了保鏢就可以讓他們代勞。
今年36歲的夏先生從1998年開始為一位酒店老板從事保鏢工作至今。5年來，老板做生意的地方換了好幾茬，但始終沒有換掉夏先生這個“貼身保鏢”。夏先生也跟著老板走南闖北，不斷地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。夏先生說，老板每次出門都會帶著2位保鏢和1位司機，夏先生和另一位保鏢分別以“司機”和“秘書”的身份出現(xiàn)。
與夏先生不同的是，同樣是做私人保鏢的鄭先生一直留在廣州。從2000年至今，鄭先生已為兩位老板做過保鏢。第一個老板是開夜總會的，請了2個保鏢，鄭先生兼任司機，幾乎時刻不離老板左右。陪著老板應酬、吃飯，十分辛苦。跟隨這位夜總會老板一年多之后，鄭先生“跳槽”了。現(xiàn)在的老板是做建筑工程的，生意做得很大，家底雄厚，一次就聘請了十幾位保鏢，每次出門都有3位保鏢陪同。
夏先生和鄭先生都談到，老板們請保鏢似乎已成了一種習慣，如果哪天沒有保鏢陪同在身邊了，會感覺生活當中失去了什么。而且，老板們習慣于長期聘用一個保鏢，因為這樣才覺得可靠。有條件的老板會讓保鏢成為自己的職員，以保證保鏢的“長期性”與“穩(wěn)定性”。比如夏先生的老板就在一個多月前出資為其開了一家小店，由夏先生的妻子經(jīng)營，夏先生不忙的時候也去小店幫忙打理。夏先生說，這樣就相當于為其全家都安排了穩(wěn)定的工作。
記者采訪中發(fā)現(xiàn)，大多廣州老板和廣州市民都對“私人保鏢”持接受態(tài)度。
私人保鏢應運而生
近幾年時有發(fā)生的“富人安全”問題，使“私人保鏢”這一神秘職業(yè)也逐漸浮出水面。
今年年初，連續(xù)發(fā)生的兩起兇殺案件使得企業(yè)家的人身安全成為社會上的熱門話題。1月22日，山西民營企業(yè)海鑫集團董事長李海倉被人槍殺于辦公室，兇手也當場自殺。2月22日，在北京經(jīng)營市場、身價數(shù)千萬的浙江溫州樂清富商周祖豹，在家門口被人刺殺，身中14刀。
隨著暴力與反暴力的斗爭日益尖銳，有關富人及其家屬遇到搶劫、綁架、勒索的消息也屢屢見諸報端。
同是在山西，山西大同云崗實業(yè)總公司董事長劉建日從2002年2月開始受到黑社會的威脅，大同市黑社會惡勢力在收取保護費遭到拒絕后多次揚言要滅他全家，并且經(jīng)常半夜給他打恐嚇電話，勒索金額高達1億元。同年7月13日上午，劉建日攜家人在為父親掃墓返回途中，從樹林中躥出30多個人對他們進行突然襲擊。劉建日在隨行的親朋好友及保鏢的保護下，在曠野中奔跑了5個小時后才得以逃脫。
在杭州，杭州高新區(qū)浦沿鎮(zhèn)某集團公司董事長章某今年1月9日晚走進當?shù)毓簿郑掷锬弥环庑牛爬镞€夾了子彈。信上寫著：“當年，你讓我進去，現(xiàn)在我回來了；明天（1月6日）上午9點補償我40萬元，你我就誰也不欠誰。不要報警，我這子彈可不是買的，要不，就要你全家的命。”
在廣東，近年來，一些犯罪嫌疑人利用放置爆炸裝置、寄信（有的信中附有子彈、毒物等物品）、打電話、發(fā)手機短信等方式要挾、對企事業(yè)單位及其負責人大肆進行敲詐的犯罪案件也呈上升之勢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日前公布了一起案件：一個20人的黑社會組織通過結拜及制定“幫規(guī)”糾集在一起，自1995年以來在廣州、東莞、深圳等地“有分有合、有組織實施故意傷害、搶劫、敲詐勒索、非法拘禁等違法犯罪活動”，造成多人傷亡。
而在廣州從事保鏢工作的夏先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，今年3月，其老板的保姆被殺死在家中，家中的貴重物品也被洗劫一空。經(jīng)查，兇案竟是老板的生意伙伴所為。
“富人被害”事件的發(fā)生，對富豪們心理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。因此，增加自身安全防范方面的投入也成為必然。于是，“私人保鏢”這個消失數(shù)十年的行業(yè)重新出現(xiàn)。越來越多的富人們選擇了高薪聘請武藝高強之人，以應付隨時可能出現(xiàn)的危險。
有資料統(tǒng)計，當下中國有億萬富翁1000人，百萬富翁300萬人。另外，越來越龐大的體育明星、娛樂明星群體由于其公眾人物的特殊性，往往也需要有專職的保衛(wèi)人員協(xié)助他們工作。從事保鏢工作的夏先生告訴記者，按照他的結交范圍判斷，廣州的私人保鏢不少于5000人。
保鏢：跨在法律紅線上
由于私人保鏢目前尚未獲得我國法律承認，在很多時候，私人保鏢幾乎是在與法律“打擦邊球”當中生存。因此，有人將私人保鏢稱為“跨在法律界碑上的人”。從事私人保鏢工作的夏先生和張先生都談到，他們和同行聚在一起時，“老板第一，法律第二”還是“法律第一，老板第二”往往會成為一個爭論的話題。
“違法，但不犯罪”
鄭先生說，許多保鏢都有過被拘留的經(jīng)歷，他本人在短短3年的保鏢生涯當中，也曾有過一次被警察帶走的經(jīng)歷。有一次，他們在夜總會喝酒，老板與隔壁一桌人發(fā)生沖突。其中一人動手打了鄭先生的老板，鄭先生毫不客氣地進行回擊。后來有人打110報了警。由于對方傷勢比較嚴重，警察將鄭先生帶進了派出所。經(jīng)過十幾個小時不間斷的訊問、做筆錄之后，老板終于趕到，將鄭先生“贖出”。
鄭先生說，提起那次被訊問的經(jīng)歷他依然心有余悸。但是，若再次發(fā)生同樣的事情，他依然會毫不猶豫地保護老板。鄭先生談到，作為一個保鏢，面對老板的命令，首先想到的是服從，然后才是法律。但是，他們也會盡量在老板的命令與法律之間尋求平衡，“如果是殺人放火，當然不干，不可能真的為了那幾千塊錢的報酬把命都搭上去。但是，如果后果不嚴重，還是會按老板的去做，大不了進一趟派出所。”
夏先生也向記者闡述了他“違法但不犯罪”的“平衡觀”。他說，比如，若老板與某人有過節(jié)，讓保鏢去將某人“教訓”一頓，保鏢一般都會服從。但在行動之前，會有一番權衡，讓自己不至于越過法律界限。他說，“一般來說也就是警告一下，打他兩下，但不會太重。”
“平衡木”上的“弱勢群體”
但是，這樣在“違法”與“犯罪”之間走平衡木的感覺畢竟不是一種享受。夏先生說，從某種意義上講，私人保鏢在我國還是一個“弱勢群體”。他們沒有自己的組織，沒有可以保護其權益的法規(guī)，時刻都面臨著被老板“炒魷魚”或被警察拉去“訓話”的風險。他們甚至沒有一個在法律上得到確認的身份，對外只能稱自己是“司機”或“做保安的”。
談到為什么會選擇這一行業(yè)，鄭先生說他自己有一副好身手，做其他工作不能發(fā)揮所長。而且，干這一行結交的大多都是一些上層人物，他希望能通過這一工作積累社會資源，為將來從事其他工作做準備。
然而鄭先生和夏先生卻經(jīng)常為自己沒有合法身份而耿耿于懷。鄭先生說，哪怕在親戚朋友面前，他都只稱自己是“司機”。夏先生則稱自己是“做保安的”。這一方面是出于這一行業(yè)“保密”的需要，另一方面，他們認為社會對“保鏢”二字懷著偏見甚至敵意，動輒把這一行業(yè)與“打手”“黑保安”相提并論。他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社會上從事其他職業(yè)的職員一樣，獲得社會的認可與尊重。
保鏢將走向何方
如今的西方國家，私人保鏢已成為一種像律師或醫(yī)生一樣的普通職業(yè)。然而對中國老百姓來說，私人保鏢還是一個陌生而又新鮮的事物。如何正確對待這一“新生事物”已引起社會及法律界的廣泛關注。
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、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何家弘教授堪稱我國“研究私人保鏢第一人”，早在1991年，他就在其著作《私人偵探與私人保安》當中指出：“私人保安業(yè)產(chǎn)生于私人偵探業(yè)，是私人偵探業(yè)的成熟表現(xiàn)形式。”何教授肯定了私人保鏢業(yè)的存在，認為私人保鏢業(yè)填補了社會治安管理機制中的空白，彌補了官方警察力量的不足。
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私人保鏢的發(fā)展實際上是社會歷史的一種倒退，因為私人保鏢在維護老板利益時可能會侵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，這是現(xiàn)代民主國家所必須禁止的。
廣東廣大律師事務所主任薛云華認為，法律無明文禁止即被認為許可。目前法律工作者都認識到了私人保鏢這一行當?shù)拇嬖冢珱]有人把它當作一個行業(yè)來看待，對保鏢的活動范圍和準則等，我國暫時還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(guī)，只能以《社會治安管理條例》《公司法》等作為參照。
何教授認為，“私人保鏢”行業(yè)內部應定期互相聯(lián)系和溝通，制定出一個自律機制，形成統(tǒng)一的準入制度和行業(yè)標準，對整個行業(yè)進行規(guī)范。他說，一旦這一規(guī)范得到有效的實施，對整個社會的治安、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都能夠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。
鄭先生則談到，因為現(xiàn)行的法律沒有對保鏢這一行業(yè)作出規(guī)定，哪些該做，哪些不該做，他們并不清楚。他們不能以法律為依據(jù)，便只好“以老板為依據(jù)”了，很難做到“遵紀守法”。若社會能對這一行業(yè)制定規(guī)范，他相信90％的保鏢都會按規(guī)定來做，做一個“遵紀守法的保鏢”。
但同樣是從事保鏢工作的夏先生對“遵紀守法的保鏢”這一說法卻表示了置疑。他說，不可否認的是，目前聘請保鏢的人當中，從事“不正當行業(yè)”的占了很大比例。按照夏先生的說法，“做正當生意的一般不需要保鏢，只有走私、詐騙、開賭場的老板才特別需要保鏢”。這些保鏢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充當著“幫兇”與“打手”的角色。若對保鏢行業(yè)立法，夏先生擔心這部分人依然很難做到遵紀守法。
